“我拉黑了幾個讓我去參加婚禮的同學。”
甄珍今年大三，她覺得自己平常是個“挺慫的”的人，但在“隨份子”這件事上做得很決絕：“其實我們關系沒那么好，去參加婚禮、隨份子都是沉重的負擔，并不是從心底發出祝福。”
10月向來是婚禮旺季。最近，《這是一篇關于你本碩博期間份子錢的綜述》的公眾號文章抓住了埋頭在手機上發紅包的學生群體的眼球。有些原本就糾結于該不該隨份子、該隨多少的學生站到了“約定俗成”之外，開始審視“份子”到底帶來了什么，意味著什么，甚至在同齡人之間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來自蘭州一所大學土木工程專業的碩士三年級學生李科回憶，從大學一年級向家里要錢發出第一筆婚禮禮金開始，至今他已經給將近30個同學隨過份子，一般“200元到600元不等”。
隨份子帶來的經濟壓力，讓這個大大咧咧的理工男有點糾結。李科出生在山西的農村，讀研究生以后“就不好意思和家里要錢了”，他的經濟來源是助學貸款、助學金、獎學金和兼職收入。如今份子錢隨著物價水漲船高，“隨一次相當于一個月的伙食費”。去年9月20日到10月10日之間，李科有4個同學結婚，“一聽說還挺為他們高興的，但接下來就要考慮份子錢的問題了”。
在揚州讀大學的馬萍萍也認為，有時候類似隨份子的人際交往支出，對于一個學生來說“還是很尷尬的”。“按照江蘇習俗，我和其他同學一樣出1000元。但結婚的太多了，有時候家里幫忙出一部分，但基本我還是用兼職的錢自己出。有點心痛。” 今年，她已經隨了3000元份子錢。
新出爐的《2018中國大學生網絡生態和消費行為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在校大學生月均基本生活費約為1325.5元，其中人際交往支出占大學生總體開支的17.82%。專家認為這一比例偏高。
不過，即使拋開經濟因素，單從情感上考量，隨份子這件事在當代學生群體當中的處境也相當微妙。
有些村里一塊長大的朋友結婚時會特別體諒李科的學生身份，“他們明說，人來就行了，錢不錢的沒關系”。不過越是這種交情他越心甘情愿地隨份子，“少給點表表心意”。但是他也經常感覺給有些同學隨禮是“迫于環境壓力”，如果不這樣，別人就會在背后對你指指點點，說你“不合群”。
和大家隨的一樣多能怎么樣呢?
“表明我很正常。” 李科說。“大家都隨，你不可能不隨。” 馬萍萍說。
但甄珍不怕別人認為她不正常。“當一個朋友跟你說要結婚，如果你的第一反應是好開心，想到場為她做個見證，這樣的婚禮我是非常愿意去的。我肯定會想需不需要我去當司儀或者伴娘、要幾點去、能幫什么忙，哪有空考慮錢的事?”她說，“但如果你的第一反應是，又要花錢好麻煩，但同學一場還是去吧。那這種虛情假意的祝福也沒什么意義。”
如果自己結婚，會怎么想呢?
“只請最親近的人，至少不會讓賓客為難。那種我之蜜糖、彼之砒霜的事還是別干了。” 甄珍干脆地說。
采訪中，每位受訪學生都提到了“紅包”和“祝福”的關系。似乎份子錢被視為某種“祝福的等價物”。
但這在李科看來非常不可取，他不太喜歡這種祝福被物化的感覺。甚至在一些人身上演變成了“不看重祝福，只看重隨了多少錢”“把份子錢當成一種收入”。
而在武漢攻讀博士的王晶晶6年來也給二十來人隨了份子。她認為，物質的表達是必要的：“如果不用錢來表達祝福，也可以用禮物。物質的東西雖然世俗，但是都有它們特定的功能，它們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類在悠久的社會文化歷史中賦予了它們意義，而這些意義流傳至今，有存在的合理性。”
不過，現在不少大學生已經產生了不一樣的想法。像甄珍和李科一樣，正在北京一所高校讀金融工程博士的于磊更傾向于身體力行地表達祝福：“我周圍的人婚禮都只是希望同學來參加，畢竟人生大事能來更多同學還是很有面兒的。”
(受被訪者要求，文中大學生均為化名)記者 張茜 見習記者 王豪 實習生 杜鵑 徐司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