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訓機構本應致力于讓孩子們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山東一家校外培訓機構的負責人卻與一位學生家長“聯(lián)手”做起了非法制售盜版書的生意。近日，經山東省濟寧市任城區(qū)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依法以侵犯著作權罪分別判處被告人張健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100萬元;被告人李靜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20萬元;被告單位印刷公司罰金20萬元。
為壓縮成本動起歪腦筋
張健是濟寧市一家國際少兒英語連鎖教育機構的負責人。大學畢業(yè)后，他在北京做過幾年出國留學咨詢工作。后來，他回到濟寧，開始從事中小學校外培訓工作。2018年初秋，張健出資30萬元與他人合伙加盟了一家上海的國際少兒英語連鎖培訓機構，主要負責日常的管理工作。因其他兩位合伙人更多的只是投資入股，不太參與日常經營，所以培訓機構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張健在負責。
自從公司開始營業(yè)后張健每天都在為贏利發(fā)愁，其培訓機構開在城區(qū)繁華地段的商業(yè)廣場里，加盟費、租金、水電費都很高，再加上培訓行業(yè)的人力成本遠高于普通行業(yè)，老師們的工資又是一大筆支出。如何壓縮成本獲取最大利潤，成了張健需要思考的問題。在一次業(yè)內交流活動后，張健覺得可以試著在學生教材上做點文章。
培訓機構使用的教材需從上海公司總部采購并獲得授權使用，之后，才能賣給學生收取教材費。隨著招生規(guī)模的擴大，向總部采購教材成了一筆不小的花費。為節(jié)省運營成本，張健動起了歪心思，他想著自己私自印刷教材不光能省下不少錢，還能賣給學生從教材費上賺一筆。而且，由于全國的加盟培訓機構很多，如果把教材賣到全國各地更是一筆可觀的收入。張健已經開始構思自己的“商業(yè)宏圖”，卻不知他也將自己推向了危險的深淵。
拉學生家長“加盟”印刷盜版教材
張健很快就付諸了行動，他開始找印刷教材的工廠。張健想到學生家長里有一個經營印刷廠的人——李靜。李靜早些年在國營印刷廠工作，從事印刷行業(yè)30多年，從廠里出來后她自己成立了一家印務公司，主要經營包裝裝潢，印刷紙制品、彩頁的業(yè)務。張健找到李靜進行交流，說自己想印些教材。按規(guī)定，印刷書籍需要提供圖書相關手續(xù)，包括出版號、印刷次數(shù)、著作人等授權文件。這一點常識對于從業(yè)多年的李靜來說是心知肚明的，但張健自始至終都沒有取得版權方的授權許可。
在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李靜坦誠說，自己明白授權許可的重要性。“當時我提授權的事兒了，張健說沒有，我就沒再要授權書。張健說他是這家少兒英語培訓機構的代理，教材都是自己培訓機構內部使用的，我覺得印這些書也沒有什么問題，頂多是違規(guī)。”
張健將幾套原版教材和相關圖畫繪本交給了李靜。隨后，李靜安排人員進行生產。據(jù)統(tǒng)計，李靜共為張健印刷教材7萬余冊，非法經營數(shù)額達78萬余元。
一些校外培訓教材中還有配套的光盤需要制作。張健這次沒找熟人，也沒找正規(guī)的廠商，而是直接從街邊找了個賣車載音樂CD的人，他和對方談好后，將少兒英語的原版光盤交給了對方，張健要求做成一模一樣的，以一張一塊錢的價格一次刻錄了四五百張，上面還印了國際少兒英語的封面。這些光盤刻錄完后，被直接發(fā)到了李靜的印刷廠，最后被包裝到了印刷的教材中。
盜版教材流向全國各地
盜版教材印刷出來后，張健在行業(yè)微信群里發(fā)起了小廣告，說在他這里買教材能打折。正版教材每套價格約300元，張健賣的教材每套約150元，而成本卻僅有50元左右。這高達200%的利潤讓張健賺得盆滿缽滿，前后盈利達100多萬元。
全國各地的培訓機構看到張健發(fā)的打折廣告便加其微信向他了解教材的種類與價格，之后，他們開始從張健的手中購買教材。由于盜版教材和正版教材差距不明顯，不仔細對比難以分辨，不少購買者都誤以為是正版教材。
難道就沒有人質疑這些被四處推銷的教材不是正版嗎?對此張健有他的一套說辭：“每當有人在微信上問我教材質量怎么樣，我都向他們保證沒問題，如果不放心可以去問微信群里買過的人。群里很多人都在我這里訂購教材，我給的價格比總部便宜很多，而且有多個系列教材供他們選擇，配套的練習冊、光盤也很齊全，他們便陸續(xù)在我這兒訂購教材了。”
憑借低廉的市場價格獲得了不少訂單，越來越多的發(fā)貨量也讓張健和物流公司走得很近。一開始，發(fā)多少貨就送多少貨，后來送的教材多了，發(fā)不完就都存到了物流公司的倉庫。張健和物流公司建立了微信群，隨時會把收貨地址、電話、教材種類數(shù)量發(fā)到群里，物流公司就按照上面的信息直接在物流倉庫發(fā)貨。同時，張健為避免被查還要求物流公司發(fā)貨時不要顯示貨是從本地發(fā)出去的。物流公司表示做不到后，張健便要求寄件人不要留他的名字，物流公司為盡可能滿足客戶需求就留了自己員工的名字，也沒有往盜版書上想，直到案發(fā)后張健讓物流公司清空微信聊天記錄，還不讓說教材是他的，物流公司才反應過來這些教材都不正規(guī)。
東窗事發(fā)被判侵犯著作權罪
2019年5月，濟寧市文化執(zhí)法部門接到舉報后對存放教材的物流公司倉庫進行了突擊檢查，現(xiàn)場查獲涉案盜版英語系列叢書4種，包括書籍6000余冊、光盤700余張、學習卡片700余盒。隨著涉案物品被查封，這起盜版圖書案終于浮出水面。
截至案發(fā)，張健銷售的盜版教材已銷往上海、浙江、江蘇、廣東、內蒙古等多個地區(qū)，銷售的教材、測試卷等共6萬余冊，非法經營數(shù)額達400余萬元。
2020年11月，任城區(qū)檢察院對該案提起公訴。檢察機關認為，張健以營利為目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非法復制、銷售英語教材，違法所得數(shù)額巨大;印刷公司非法復制英語教材，違法所得數(shù)額巨大;李靜系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因此，張健、李靜、印刷公司均應以侵犯著作權罪追究刑事責任。近日，法院審理該案后，接受了任城區(qū)檢察院的指控罪名，并依法作出了如上判決。
檢察官指出，圖書出版有著一套完整的安全標準，對紙張、油墨、印刷都有著嚴格的行業(yè)要求。盜版圖書的安全標準難以保證，可能含有超標的鉛等重金屬元素。如果這些重金屬元素通過孩子的手口進入體內，會對孩子的成長造成不良影響。而且，盜版圖書本身就侵犯了版權方的合法權益，其以低廉的價格攪亂市場秩序會造成“劣幣驅除良幣”的現(xiàn)象。
